“华侨”是指已经在国外取得长期居住资格的中国公民。华侨加入或取得当地国籍，就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成为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籍人，即外籍华人，简称“华人”。华人华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华人华侨是海外统战的重点对象。做好华人华侨工作，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华人华侨的分布及生存状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不仅对迁入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有比较大的影响，也直接关系到对我国海外统战等有关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因此，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以及华人华侨的分布情况、生存状况、发展规律等，历来受到我国政府乃至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注。

（一）     中国海外移民回溯

    华人华侨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海外移民的结果。从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看，人群构成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是华商，这是华人迁移的主要形式；第二是华工，即所谓的“中国苦力”；第三是出国留学人员；第四是华裔，即海外华人的后代。中国人口海外移民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鸦片战争以前的海外迁移通常被称为“古代移民”，基本上是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迁移；鸦片战争到1949年是“劳力迁移”，迁移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美州、澳州、非洲等地；1950年到1979年是“限制性迁移”，迁移人口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数量小、速度慢；1980年以后，是“开放性迁移”，以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为主要目的地，迁出人口一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人口迁移受到迁入国政府的控制。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据说，周武王灭商后，箕子拒不降周朝，带着他的封国的民众徙居朝鲜。至今在平壤郊外还有箕子陵、箕子井田等古迹。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兴兵伐越，一些越国人逃亡到了越南。《史记》记载，秦始皇为求不死之药，派遣徐市（即徐福）等数千人入海东渡求仙人仙药。这些人据传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现在日本仍有徐福墓和徐福村。到了汉朝，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中国到南洋和印度洋的航路，不少中国商人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有些商人留居当地经商。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外交流十分发达，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人纷纷来到大唐帝国。同样，也有许多唐朝人或东迁到朝鲜、日本，或沿丝绸之路到西亚一带，或南下到了东南亚诸国交好关系，进行商贸活动，有许多人留居于当地。从唐代开始，侨居国外的中国人被海外称为“唐人”，中国人在海外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并沿袭至今。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朝廷鼓励商人出海经商，使得南部中国人出海贸易成为一种时尚，中国商船频频往来于南中国海、印度洋、泼斯湾等地。不少商人，包括一些文人、罪犯、水手等“过海入蕃”，经年累月不归，称为“住蕃”。明朝，中国航海业进一步发展，“住蕃”人数越来越多。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对华侨出国和在当地从事商贸活动，以及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至今在“三保庙”供奉着郑和。十六世纪后期，明朝政府废除了海禁政策，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成为时人移居海外的强大动力。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在此时也扩展到了南洋一带，中国人作为中间商和开发当地的劳动力受到欢迎。明末清初，一批明朝将士逃亡到了周边国家。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移居海外约100万人以上。

鸦片战争的爆发，洞开了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人海外移民也进入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分布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深的海外移民时期，形成了华人华侨遍布全世界、集中在东南亚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的移民与以往的移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群体性的移民，劳工成为移民的主体，商业移民和政治性移民次之。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地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东南亚、北美、澳洲、南非、南美等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成为他们掠夺的理想对象。近代华工移居海外大体有这样几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高潮期，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定了招募华工的条约，“猪仔”（当时的“契约华工”之称）贸易盛行，许多华工被强迫掳掠、绑架出洋；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实行限制、排斥华工政策，使华工出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同时，法、英、俄等国先后来到中国招募华工，大量华工来到欧洲；20世纪30、40 年代为移民的低落阶段，由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移民进行严格限制，使中国人出国数量减少。据估计，这一时期出国并定居海外的人数就接近1000万人，其中80%迁居东南亚。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只有零星的移民。“文革”期间，基本上处于禁止移民阶段。1979年以后，随着我国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开放，中国人移民海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掀起了建国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高潮。其中，留学是移民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等是当今华人的主要迁入国。根据有关报道，1990年美国有华人华侨160万人，比1982年的91万增长了75.8%，年增长率为7.64%；目前，美国华人华侨总数约200万人，比1990年增加25%左右。欧洲也是华人华侨聚集地之一。据估计，欧洲现有华侨、华人约150万左右。[1]人们习惯上把这些改革开放以来移居国外的人称为“新移民”。新移民的数量还在持续上升。

（二）     华人华侨的分布

概括地讲，华人华侨的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所谓“大分散”，是指华人华侨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所以有“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人烟处就有华人”之说。至20世纪末，华人华侨的总数大约32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所谓“小集中”，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华人华侨集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前，大约有95%的华人华侨聚居于东南亚十国。二战后，由于这个地区的政府基本上禁止新中国的移民入境，并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迫使华人向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移民。从华人华侨的地区分布看，2400多万居住在亚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总数的79%；500多万居住在美洲30多个国家，约占15%；其余分布在欧洲、大洋州、非洲等地。世界上拥有华人华侨最多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美国等。其中，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约有华人华侨700多万，占该国总人口的4%；泰国华人华侨600多万，占总人口的10%；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近530万，超过总人口的25%；新加坡华人华侨220多万，占总人口的近70%；文莱华人华侨5万人，占总人口的15%。美州华人华侨的80%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加拿大华人华侨占总人口的3%。欧洲华人华侨中，大约五分之三集中在西欧诸国，其中英国、法国各有20万左右，是欧洲华人华侨最多的两个国家。大洋州的华人80%生活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占总人口的2%。

二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华人华侨多集中在若干个地区、若干个城市。华人华侨移民东南亚的高潮出现时，正值东南亚现代城市形成的早期，华侨成为这些城市重要的开发者。特别是在少数城市，如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宿务，印尼的雅加达、泗水、棉兰，马来西亚的槟城、吉隆坡、怡保，泰国的曼谷、泰南，越南的胡志明市，日本的东京、横滨、神户，韩国的汉城、仁川等，华人华侨尤为集中，华人区也相对较大。在美国，43%的华人华侨居住在利加里福尼亚地区，17%居住在纽约地区。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中讲：“美国加利福尼亚拥有100万华裔，是亚洲之外的最大华人社区。”[2]

三是指在各个城市中，又形成华人华侨聚居区，即“唐人街”、“华埠”、“中国城”等。印度尼西亚的马尼拉有60万华人华侨，大多居住在巴石河北岸的通多区。美国纽约有名的“唐人街”，居住有华人华侨15万人。早期的唐人街不仅是华人华侨经济活动的要地，而且是为华人华侨提供安全地带的一个保护区，是华人华侨保持自己文化和种族特色的中心。每到节假日，各地区的华人华侨都会到“唐人街”、“中国城”来，听一听乡音，叙一叙乡情，品一品家乡风味，以慰思乡之情。

四是指华人华侨在海外多是同乡、同宗聚居，这是华人华侨社区的一大特色。在菲律宾，闽南籍占80%，其次为广东、浙江人；在泰国，潮州籍占60%，客家、福建、广肇人各约10%，在印尼，福建籍占40%，其他依次为客家、广肇、潮州人；在马来西亚，福建籍占30%，广府人26%，客家人22%，潮州人11%；在新加坡，福建籍占40%，潮州人23%，广肇人18%；在法国，以祖籍潮洲者最多；在荷兰，主要是浙江青田、温州人；在非洲，以山东、河南、河北人居多。同籍而居使这些地方的华人社区形成自己共同的方言，也使这些聚居区成为华人华侨经济、文化联系的中心。

（三）     华人华侨的生存状态

    华人华侨在住在国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政治地位，有一个由弱到强、由差到好、由低到高不断发展、不断改善的过程。

    早期的华人华侨都是为贫困所致而出洋谋生，他们为所在国的开发垦殖、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血汗，但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遭受到的却是苛虐、迫害等不公正待遇。他们不得不在逆境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一部华侨史，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靠着自己的勤劳俭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各地华人华侨苦心经营，由劳工而中介商、批发商，由商业而工业，由小富而巨富，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华侨经济成为所在国乃至国际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随着欧洲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发展，华人华侨经济也随之而出现好转，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商业、零售业、杂货业、食品加工业等，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职业，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大体在一半以上的。例如40%的美国华人从事服务工作；餐饮业仍然是华人在欧洲谋生的主要行业，特别是英国、荷兰、的国、法国等国华人的经济支柱。如英国1996年有华人餐馆9000家（其它各行业不过800家），占全英各色餐馆的四分之一， 80%以上的华人靠餐饮业为生。德国也有80%以上的华人靠餐饮业为生。新西兰华人占总人数的1%，经营的餐馆却占全国的30%。荷兰华人占居民总数的3%，其餐馆占全国的近30%。中餐在欧洲蓬勃发展并成为欧洲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欧洲华人经营的餐馆大多数属于小规模的家庭式经营。例如法国的中餐馆90%以上都属于小规模家庭式经营，座位在200人以上的大型餐馆不足100家。

海外华人经济上的飞跃开始于60年代后，现在已经以其雄厚的实力而成为居住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世界经济发生着一定的影响力。突出地表现在：华人经济实力增强，逐步走向集团化，涌现出众多的华人财团；经济结构多元化，突破传统的“三把刀”行业，从昔日的“吃”、“穿”、“用”的狭隘的圈子中摆脱出来，就业领域几乎遍及各行各业；生产经营范围日渐扩大，在种植业、原材料加工业、服装加工业、皮革、批发货行、进出口贸易、食品工业、农场、超级市场等行业，华人华侨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新移民，在工商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食品服务业等领域的拓展引人瞩目。同时，华人华侨经济日趋国际化、专业化、科技化，发展势头强劲。

华人经济发达地区首推东南亚十国，东南亚50%到80%的商业和40%左右的对外贸易是由华人经营的。金融业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的一个强项，其社会化和国际的程度都比较高，为东南亚各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提供着各种完善的服务。他们可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左右，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力量。新加坡李成伟家族的华侨银行集团及其投资事业，资产市值近180亿美元，是东南亚最大的华资银行和华人企业集团。泰国华人占总人口不到11%，但华人资本却占泰国上市公司总量的81%，90%的工商业资本和半数以上的银行资产为华人拥有。房地产也是东南亚华商巨贾投资的重点产业，东南亚最大的房地产商郑周敏家族的资产总值达130多亿美元。一大批华人实业家在工业、农业、商业、旅游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崛起，对住在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人华侨跻身于高科技领域，并且取得了突出成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莫尼汉曾讲：“在美国的中国人为美国社会四大精华之一，且智慧高超，优于日本人、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陈本昌在《华人怎样向美国进军》一书中也说：“美国华人接近三百万，所受教育最高，人才最鼎盛，近年杰出华裔、成功商人、优秀学人表现卓越，成就辉煌，已蔚为美国社会四大精英之一。”[3]美国曾流行一句俗语：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人的知识在华人的脑袋里。这话虽然不完全是事实，但有一定道理。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华人高中毕业以上者占71.3%，其中大学毕业的占36.6%，分别比美国平均水平高5.3%和19.6%，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则比美国平均数约高一倍。华人在美国科技界占有突出的地位，为世人所瞩目。华人虽然只占全美人口的1%多，但有杨镇宁、李政道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教授中，四分之一是华人；在硅谷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阿波罗登月工程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就占了近30%。李政道先生非常自豪地说：“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流研究机构和著名学府中，成绩名列前茅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大都是中国人。他们的专业几乎覆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如物理学家丁肇中，建筑学家贝聿铭，生物学家于宽仁，光导纤维之父高锟等等，都以其骄人的成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当代华人新移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知识分子移民”、“技术移民”，其发展潜力更是不可估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华人在科技上的优势也会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华侨的政治地位也逐渐得到改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开始在当地政坛寻求自己的位置。在绝大多数华人取得了居住国的国籍后，他们逐渐合入主流社会，参与到住在国的政治生活中，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成功的企业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现总理吴作栋、总统黄金辉都是华裔，内阁成员和部长有80%是由华人担任的。在泰国政府官员中，华人占70%。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中，华人占四分之一。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也是华裔。1957年，加拿大的郑天华成为首位华人议员；1988年，华裔林思齐被加拿大联邦政府任命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督。在澳大利亚，沈慧霞1988年成为第一位华人州议员，刘威廉1990年成为首位华人联邦议员，陈赫利、邝鸿铨都曾任达尔文市市长。在美国，华人参政更具代表性。早在1838年，邝友良就被选为参议院议员，成为华裔和亚裔进入联邦参议院的第一人。1946年，邓悦宁当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成为第一个进入州立法机构的华裔。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第一位华裔女市长、蒙特利尔公园市市长李婉若等。目前，在联邦政府、议会或州县政府、议会担任要职的华人已有上百人。他们作为华人的代表，显示了华人卓越的政治才华，也表明华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但是，华人华侨在发展中也遇到不少问题。他们在住在国是少数民族，在不少情况下仍然没有摆脱不公正的待遇。种族主义在一些国家仍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种族矛盾往往会深深地影响华人以及华人社区的发展。在东南亚，这种矛盾主要根源于经济，而在西方国家，这种矛盾主要根源于文化。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许多国家仍然受到歧视。印尼自独立后就有排斥华人的传统，华人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印尼是东盟各国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而华人控制着私营经济中70%的财富，极易成为社会动乱的焦点；印尼9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而华人主要信仰基督教或佛教，经常会成为穆斯林袭击的目标。印尼华人在1999年“五月暴乱”中惨遭大规模迫害的事件，至今仍不堪回首。菲律宾华人所面临的民族冲突形势也相当严峻。菲律宾对华人的敌对情绪在F.塞德所著的《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中被概括为：“华人是可憎的，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支配者；华人是古怪的，因为他们是文化上的异己中；华人是讨厌的，因为他们在文化方面是宗派主义；华人是不忠诚的，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4]这虽然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但是，在菲律宾，绑架华商、哄抢华人商店乃至枪杀华人小企业主的事件，的确在传媒上时有所闻。在新华侨增长最多的美国，近年来种族主义日益猖獗，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除偏执的言论、住房和就业方面的歧视等种族主义行为外，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据全美亚太裔法律联合会1996年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995年全美国登记在案的反亚裔暴力事件多达458起，比1993年增加了37%。澳大利亚“排亚”风潮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美国。随着亚裔移民的增多，“白澳政策”死灰复燃，歧视、排斥、攻击亚裔的事件层出不穷。这说明，华人华侨要完全融入住在国主体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海外华人要在住在国获得真正的政治上的平等，一方面，各国政府要做出努力，采取开明的政策，也可利用国际社会运用舆论力量来迫使当地政府取消歧视政策；另一方面，华人自身要要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当地政治活动，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相信，随着海外华人与所在国其他种族融合的加强，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继续增长和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海外华人一定能够创造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