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对中国社会现今面对的问题以及未来即将面临的新局势提出解决方案——调整中国观，筹备世界观。从“观念”、“版图”、“国家”、“人民”、“意义”等方面着手，讨论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形成新的中国观，并对世界和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样的“贡献”不仅要靠强大的国家，也要靠伟大的社会，还要靠有意义、有境界、不枉呱呱落地一回的人生。
引 子
千禧年后不太久，笔者曾与二三友人通过伊妹儿（e-mail）议论中国当代的社会思潮，记得说到，当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里攀升到某个位置，社会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就将结束一路同行的局面。在当时的感觉里，这个时间点还很遥远。没想到，几年后的2008年它就到了。
那一年，奥运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的近代足迹被礼花写上了梦幻般的夜空。
那一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一面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
2016年岁末，笔者应友人邀请参加一个有不少老朋友出席的研讨会，对会上亢燥的气氛深不以为然，事后写了一篇小文，其中说到：
“ 奇迹般的经济崛起，将中国骤然推到近代以来从未到过、类似“副中心”的位置上。对于这个想打退堂鼓都没退路的位置，我们在思想上并未做好准备。既然是走向世界，就要带张世界地图也就是世界观，而以往中国在近代大危机中虽然左突右冲、东奔西走，但都在“茫茫禹迹”之内，一幅中国地图大体够用了，加幅未来世界效果图（如毛泽东时代的世界构想）都嫌奢侈。
一百年来，中国是以“民族复兴”为总目标，在世界等级体系中昼夜兼程，拾阶而上，如今走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走到了一个节点。节点以下的楼梯所承载所记录的，是一个受压迫受欺凌民族沉重坚毅、要翻身求解放的正义追求。节点以上的旅程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具有多强的正义性，那要看攀登者是由什么样的世界观指引了。
一个有境界有格局的世界观，不光有冲击力，还有感召力，才会让世界广大民众从中看到希望，受到鼓舞，扶老携幼，趋之赴之。而一口一个“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一毫克理想主义也不含的世界观，有可能使中国的崛起沦为“富二代”的酒驾。”
以上交代了笔者关注“世界观”的一点缘起。那中国观呢？从那篇文章里再粘过来一段：
“ 你打算照着什么样的世界观塑造世界，最直截了当的证明，是你一直在用什么样的中国观塑造中国。前者是后者的自然延伸，二者内外同构，有区别但没本质区别。
从近数十年的实践看，通过扩大社会不平等，使亿万个体的狼奔豕突累积成整个民族的日新月进，这样一条基本路线，其成就不能说不辉煌，其代价也不能说不惨重，一路爆表的官场贪腐、看着都眼晕的贫富分化，还有易燃易爆的社会关系、比浓霾还窒息的道德风气，都在说明，既往的中国观所指引的中国行走，已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能量，如今也走到了一个节点。
节点的那边，需要一个跟节点这边有所不同的中国观。这个中国观不但要呈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还要勾画一个伟大的社会。从这样的中国观生发出的中国未来，才有可能因其至正至大而立之久，因其向善向上而行之远，才有可能无愧五千年的积累，不负新千年的机运，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
以下进入正题之前，还要申明一下：本文只谈中国观的调整，主要涉及其中可能需要面对的若干问题。至于世界观，则俟之将来学问略有长进、有了一知半解再置喙不迟，当然更寄厚望于四方高明君子。
观 念
动物凭着本能，循着经验，奔走在大自然的春时秋序里，世界对于它们是定数。当灾变突然降临，“规律”变脸，它们只好身殉“自然”。人类本来也是自然动物，后来成长为观念动物。
观念是对于人类自身及周遭环境的自觉。全新世以来的一万年里，人类的自觉翻着跟头地成长。观念像地陪或GPS导航，领着人类在改造今天、创造明天的路上东颠西跑。在早期，这种自觉包含了更多的恐惧、无奈与不甘，表现为神话与宗教。人类先创造神，再伪托神改造世界。例如，面对艰险困厄的自然环境，华夏先民就创造了一系列英雄自慰自励：
“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爛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骘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这种自觉不仅针对自然环境，也针对社会关系。例如，先民是这样设计或加工夏禹的：
“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1]”
这段话是庄子引墨子之说。墨家奉“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的大禹为榜样——“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而庄子是以鱼我不分、醒梦不辨、生死混一为特征，往往成为后世道德相对论、价值虚无论的一大源头。但庄对墨的评价却透着“理客中”、一分为二，说他们“意则是，行则非”，想法虽然不错，但落实到行动则不可，还说你的观念，你能办到，别人办不到。庄对墨的言行一致、身体力行还是由衷敬佩，“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至三代，皇天下的这片后土由部落而封建而国家、在剧烈的互动中逐渐走向一统。这样，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需要什么样的统治者来如何使用国家这件大神器，就成了先民亟须回答的问题。
尧舜禹等实乃人格化的“国家观”或“统治观”，先民以之立则垂范，置于百代帝王将相的座右，希望能够有所约束有所激励。不听这套的自然大有人在，如秦二世就觉得，既然得了天下就应该怎么开心怎么来，凭什么要像尧了禹了的把自己弄得跟弱势群体似的？[2] 见《史记·李斯传》“而二世责问李斯曰”那段话。但也要承认，此类“为民做主”的国家观/统治观，也确实感染了不少的古代君臣，至于是彻骨及髓，还是描眉敷彩，则只是程度问题。
以往的数千年，越来越是一个人类按图索骥、照着各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美学观塑造自己的过程，观念越来越成为主导世界历史的力量。
版 图
谈中国观，一上来就会遇到地理及版图的“中国”。这个中国既清晰也模糊。清晰的是今天，模糊的是过去。
宝鸡出土的何尊，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大概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观念中国”了。陕西是周的发祥地，周之前还有商，商之前还有夏。“夏”之外有“诸夏”，“诸夏”之外有“蛮夷”，他们算不算“中国”？先不算，后来算。《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先生曾说：
“ 我们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
这是从后往前覆盖，听上去有点像政治或外交上的“零点方案”，显然不尽是史家的视野。为什么没用元朝的2300万平方公里版图呢，或用盛唐的1200万平方公里呢？因为它们跟今天的中国出入太大——唐朝少了今天不可分割的西藏，元朝多了“帝吧”青年也不会想要“收复”的伏尔加河流域。随着中国跟周边大部分国家完成了勘界，今天的中国可以精确到米，多迈半步就算出访或出逃了。
但历史上的中国没这么精确。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像生命一样生长盈缩、流变不居。历史学家李零用滚雪球来比喻这个过程，既有理又有趣。雪球由中原而四夷而八荒不停地滚，虽然中间有脱落的时候，但总体上越滚越大。
还有一个描述该过程的字——“化”。这个“化”既可以指历史上“四夷”对中国的“向化”“归化”，即在文化、经济、政治上不断加入中国这个雪球，也可以指雪球的融化。恩格斯说，迄今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人类历史的“冰期”过后，地球上的各个雪球，包括中国这个雪球，都会在世界各地跨越疆界、密如血管、川流不息的各种交往互动中逐渐化去，融为全球大一统。其实，无论四夷化为中国，还是中国融入世界，实乃同一大趋势的不同阶段。这个道理至简至明，但有时会被忘记。
中国在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政治上自成一统，虽经千年而五行不断，虽在边鄙而四声不绝。这个文明根基当然不容轻慢，但在世界经济委靡不振、国界国旗一下夺目了好几倍、而中国国运昌隆、大妈大婶携款抢购世界的时刻，为国谋者既要不失一时之势，又能不忘历史大势，把握变与常、化与被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的未来不在于2000版的“宗藩体系”，不在于穿袍子祭孔子，更不在于腐儒痴人说梦的“恢复跪拜”。中国长远的未来在于海平线上已露出桅杆的“四海混一”即“大同”。至于这个大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同，还是资本周流天下、富豪们“吃中国大餐，娶日本女人，住法国别墅，开美国汽车，穿德国名牌，留韩国发型”的大同，还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那要看各种力包括各种“观”较量的结果了。
注释：
[1]这段话是庄子引墨子之说。墨家奉“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的大禹为榜样——“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是以鱼我不分、醒梦不辨、生死混一为特征，往往成为后世道德相对论、价值虚无论的一大源头。但庄对墨的评价却透着“理客中”、一分为二，说他们“意则是，行则非”，想法虽然不错，但落实到行动则不可，还说你的观念，你能办到，别人办不到。庄对墨的言行一致、身体力行还是由衷敬佩，“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2]见《史记·李斯传》“而二世责问李斯曰”那段话，跟我有回在饭桌上听一位中层官僚说的“老子图个毬！”，真古今同慨。
作者：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出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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