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家
谈中国观无法回避国家也就是政府。中国经夏商周三代酝酿，至秦汉奠定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府体系，其后“百代都行秦政法”[3]，顾炎武早就指出，郡县制并非秦的发明。
新中国以来这一“文明基因”更与列宁主义党国政制一见如故，相得益彰。“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行政体系，史无前例地包揽了数万公里国境线内的全部公生活及部分私生活。
这种举国体制的长处显而易见，从全民皆兵到全民植树，从“两弹一星”到“只生一孩”，其强大的动员力及执行力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近四十年来，这种体制与市场经济本来谁都以为过不到一块的姻缘，居然结出了经济“持续超常规增长”的硕果，2008年以来兴起的“中国模式派”致力这一硕果的理论阐释。[4]
相比于部分“左”、“右”派，该“学派”的长处在于能把“主义”放一边，正视中国近四十年经济成就的现实；他们对该成就的追根溯源，包括六十年政治制度、两千年文化传统、五千年“文明国家”，也不乏认识价值；其短处在于轻视四十年经济成就的社会、政治、文化代价，其中某些学人立功之急切、立言之草率则值得向学之士引以为戒。
凡事两面，高度集中的权力其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由于社会自治程度过低，凡事“等上头通知”，而全能型大政府立规行事难免标准化、一刀切，缺少针对具体问题、不同情景的灵活机动性。[5]这对于“步调一致”“万众一心”准战时体制的前三十年还能勉强应付，对于利益高度分化、诉求日趋多样的后三十年，就显得力不从心、步步荆棘了。一个政策往往解决了半斤矛盾，又生出八两纠纷[6]（关于郡县体制在当代社会中遇到的挑战，可参阅曹锦清、刘炳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传统及其当代挑战》，《中南学术》2016年第6期）。近些年各地频发的“官民矛盾”，在相当程度上根源于此。
中央集权制的金字塔层层翘首，对上负责、向上邀功，下情上达的积极性远不如“传达上级领导指示不过夜”。“大跃进”只不过是最惨痛的教训，这些年喷漆山头以完成绿化任务之类的奇闻也络绎不绝。其“效率”的绝对值往往不低，正负数就难说了。这个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并不让人乐观。有学者用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这样天翻地覆的转变来证明该体制的“自我纠错”的能力，真匪夷所思，平时不能戒烟戒酒，非攒到放疗化疗么？
再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权力走向腐败有其内在的逻辑，实为世界历史上的常态，目前看不到彻底解决之道。不同制度、文化彼此间的短长，无非是看谁能做得相对好一些。中国近几十年官僚贪腐的深度和广度置诸秦王扫六合以来两千多年的官僚史上，数目也不算小了。对此，多些视角是应当的，但强为回护——“美国也这样，印度更这样”——就没建设性了。
盘点中国从古到今的治贪资源，从道德伦理到法律政令到纪检工作组到群众运动到改朝换代，都有一定成效，但不是不够就是太过。既然法国香水、德国跑车都能川流不息地进口，那些现代化先发国家摸索出来一些办法也未尝没有参考价值。外国固然不是中国，可唐朝也不是今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才是中正之道。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像衣服裤子说换就换。况且，天下的事没有绝对的利弊，特点而已，用好了是优点，用不好是缺点。对于这样一份历史遗产，既来之，则安之，应尽可能发挥其统一调度、均衡布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长处。[7]
不过，这个肇始于两千年前的制度对于中国当代及未来方方面面的发展，也确有诸多不合甚至相悖之处。延续与变革都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上世纪80、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看自己横竖不顺眼与这几年看中国浑身都是宝，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几十年前读海克尔著作里引歌德的诗，其中一句至今不忘：“终于守旧而乐于迎新”。
人 民
谈中国观还要面对人民。“人民”无法清晰定义，因为活人的社会压根就没太清晰过。雪莱说的“We are many ,they are few”，虽不中，亦不远。至于we是谁，they是谁，就不用说了。不过，倒是需要强调人民是一个政治观念，是一段应然与实然交错前行的舞步。
人民的作用和地位在数千年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人民在历史上是治于人的“劳力者”，整日终年致力于舟车稼穑渔猎之属。但“黄帝穿井”，“黄帝作车，引重致远”；“神农制耒耜”，“神农尝草别谷，教民稼穑”，居然这类寻常器物的发明权都不归他们，更不要说制度典章了。
古人以水喻民，戏水、冲浪、弄潮的都不是民，民的作用仅在“载舟”——河是他们挖的，船是他们造的，粮食绸缎是他们种的纺的，然后装船千里迢迢运进六宫和文武百官家里的。如果六宫百官胡来，让民不聊生、“辗转沟壑”、甚至“易子而食”，水就载不动舟了。于是就会有英雄豪杰出手“解民倒悬”，“吊民伐罪”，诛除暴政之后“与民休息”。虽然有陈胜的揭竿而起，有孟子的“民贵君轻”，人民在古代现实和观念中的地位都不过如此。所谓“群众史观”，复原史实的意义要小于弘扬价值、以观念培育未来的意义。[8]
人民的地位到近代上了一个台阶。过去官府出个告示骈四俪六，草民看都看不懂，赵太爷、假洋鬼子怎么说怎么是。这页已经翻过去了。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科技进步虽无锣鼓喧天，但切切实实帮人民长了本事，见证了唯物史观所言之不虚。[9]法国学者德布雷，即当年参加格瓦拉游击队的那位激进知识分子，这些年感叹真正造成历史变化的主要还在技术（见赵汀阳、德布雷：《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人民主权”等远亲近邻也是重要的推手。要论共产党的“初心”，没有比让人民当家作主更原初、更根本的发心了。[10]毛泽东更提出了人民权利包括直接管理国家，虽然思有未周，理有未澈，但提出的问题既源自社会主义的“理”，也符合现代社会的“势”。
市场资本主义的两面性也不应抹杀，它一方面通过竞争不断扩大社会差距，另一方面也乐见没钱人都成有钱的客户[11]（参见笔者在《高高低低话平等》对于一些产品从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向下流行为普通民众的必需品、同时不平等运动转化为平等运动过程的分析）。即如电视、互联网的普及，大大缩短了以往民众与精英在知识和信息上的距离。[12]
几十年前《参考消息》是有密级的，现在手机上没亿万也有千万微信群正夜以继日地辩论中国与世界的各类事务，比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还热闹。在一个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民当然不是什么事都能管，也不是什么事都爱管。但随着他们自身能力的增长，自我意识的发达，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插嘴与插手只会越来越多。当能力变成了欲望，欲望变成了价值观乃至人生意义，人民群众的旗帜就该是人民群众自己了。
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和基础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这会是一个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过程。如何使这个过程实现得顺利而健康，当国者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目前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三角格局中，国家体量最大，但已陷于三高而不拔；市场气势最盛，但也已尽显弊端；社会虽然弱小，但青春勃发，来日方长。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三者既互补又互制，既竞争又合作、动中有静、稳中有变的基本格局。[13]
在笔者接触较多的文化艺术领域，社会文艺因其动力最纯净故而最具创造力，但硬件资源有限，虽然生香活色，不择地而出，往往旋起旋灭。市场受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法则的制约，追求规模效应，创新的兴趣或动力不大，但敏于跟风、长于推广确实是它的一大长处。国家文艺包括晚会、院团演出，最为陈腐，但其“守拙”的功能也值得肯定，一些传统尤其是濒危艺术就是靠着国家在组织上、资金上的支持而不绝如缕。
意 义
笔者非鱼，动物为什么活着说不好，但人肯定需要活得有意义。所谓“苟活”、“凑合活着”、“好死不如赖活”、“不为无聊之事，无以遣有涯之生”，讲清楚了人生与意义的关系。放眼望去，今天人类活动一大半都是围绕着意义的开发、营造而展开的。
举个小例子，月亮在动物或幼儿的眼中可能仅是一团白色，而诗歌作为一件意义的工具，却从这团白色中开发出许多人生滋味：“晓风残月”；“冷月葬花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秦淮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意义形形色色，举其大要，有最古老、最坚固的饮食、男女，有后起的美感（艺术）、求真（学问）等等。但迄今最为壮观、为人类文明提供最大意义及动力的，当属社会关系尤其是不平等/平等关系。[14]
关于社会平等的人心基础，笔者的理解不同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笔者认为，不平等与平等对立统一，出自同一“人性”前提即比较性竞争及其内化的比较欲求，引一段笔者自己的话：
“ 迄今为止，对不平等的追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强劲的动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包括庞大的不平等美学……出于同一比较欲求、处在同一比较性竞争关系中的张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张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张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这点至关重要，它的含义是：不平等与平等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社会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
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两种历史运动，就辩证地发源于这一币两面、互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历史循环的钟摆在对立而统一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荡去荡来，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见其终（黄纪苏：《反思现代化：竞争与不平等》，《领导者》2013年2期，总第50期）。
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选择什么样的意义体系，受到各种因素的规定。盛世、治世、乱世、末世，经济、社会、传统、人心等等都要插手。既然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在意义的构成上不会有太大差异，[15]你真心喜欢的，万里之外也不会讨厌。但在排序和权重上往往会有不小的出入。
中国数千年自行其是，我行我素，至19世纪急转直下，并入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代史。虎伺狼环的外部环境决定了近代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任务以及左突右冲的基本路径。[16]循环摆荡本是社会发展的常道，中国古代治乱交替、放乱收死，也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但近代以来为环境所迫，这种呼吸盈缩变本加厉为思想观念上“左”、右极端趋向的轮流坐庄并影响实践，则又与中国古代的中庸传统大异其趣。
与此相适应，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也打上时代的烙印，在人民共和国的近70年间经历了不小的曲折变迁。
前三十年为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实行准战时体制，以高度军事化的手段运行政治，以高度政治化的手段运行经济，强调平等，弘扬家国，在强国的路上昼夜兼程，个人权利及个人欲望受到过度的抑制。
后四十年承弊易变，“拉大差距，强化激励”，人人不甘人下，争为人上。神州大地上空仿佛风筝节的天空，飘满了物欲和梦想“风筝”。
到后来财富价值通吃独大，横扫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亿万人眼神雷同、内心单一，债券似地从一台点钞机奔向另一台点钞机。平心说，两种路径在其初始阶段都不乏历史合理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都过犹不及，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调整中国人今后的意义世界，有一个事实需要记住了：中国已接近或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概括这位思想巨人的基本思想时，强调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其实，“基本需求”水涨船高，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会为观念所左右，随时代而变化。而生理需求则更“绝对”一些，不会因时因境而起太大变化。人类越早期，基本需求与生理需求越重叠——讫于马恩的时代，二者大体上还是一回事，“物质生产”所满足的大半还是生理乃至生存需求。而越到后来，“基本”需求便越脱离生理需求，绿色革命大概算一个重要节点吧。[17]恩格斯的英文发言中本无“行”，是汉译时选择了“衣食住行”的习语。其中“住”用的shelter而非house，蔽风雨的意味似更强（感谢友人何吉贤及黄觉为笔者查到该讲话的德文本及对应“衣食住行”的：essen, tnnken, wohnen und sich kleiden mussen），（关于“基本”需求中生理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分析，参见笔者《高高低低话平等》（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中相关的分析）。
就拿“衣”来说，其标识“品位”、展示“风采”的社会功能，即便在当今的中下层阶级中，也早已大过保暖蔽体[18]的生理功能。[19]
至于“食”，米要“出数”、菜要“下饭”、工友一晕倒就直接往食堂抬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只有小饭铺还在满足食欲，中档以上的酒楼餐厅都在围歼健康，海参鲍鱼早跟钻戒、项链一样成为社交、礼仪、风光的道具了。“住”也快了。
这个事实意味着，在意义的排行榜上，“物”，或更准确地说，“物质生产”中满足生理需求、精神生产中服务生理需求的部分，相对于满足社会关系以及文化需求的部分将日益萎缩。
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平等从来都是人生意义中的重头，“不为五斗米折腰”讲的就是尊严与饮食的对决，这种对决在常态生活中发生的几率越来越低了。在摆脱了食、色[20]这两大生理欲求之一的挑战后，社会欲求在意义体系内的地位只会愈加显赫。不平等/平等作为人生意义，固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强大的动力，但“几家欢乐几家愁”，有金榜题名的就有名落孙山的，社会差距有多大，社会伤口就有多深。
这种结构性的代价以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危机，在过去二十年里已达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前面说过，比较性竞争追求不平等与追求平等一体两面，那么，社会的钟摆沿不平等摆过去多远，它还会摆过来多远，即通常所说的“历史反弹”。如果不想已然火星四溅的反弹升格为熊熊燃烧，就需要在社会经济上进行稳重而坚定的改革以缩小差距，使社会趋向于毛泽东当年主张的、再平允不过的“要有差距，但差距不要太大”。
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就可以积极扶植其他人生意义，弘扬多元价值，扒开幸福=成功=本币外币的死胡同，脱离除了黑砂掌、红砂掌什么都没练过、除了抢钱骗钱什么都没见过的名利场，让人民走向更美好更值得的人生。
在信息日益发达、联系日益紧密的现代社会中，若没有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多元意义或价值会成为空话，甚至沦为笑话。对于起源于家族社会、凡事互相盯着比着、较少个人主义“特立独行”传统的中国，则更会是这样。
弱化不平等价值、提倡多元意义，并不是说从此再不你追我赶、再不蹈厉奋发，而一味唱歌跳舞、优游岁月。竞争及不平等/平等作为人类文明最主要基石的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会有根本改变，对其只能节制、利用而不可能消灭，扶植其他意义价值，使之变附庸为大国，逐渐用爱心、好奇心[21]替换“争心”、“差别心”[22]——宗教徒的愿力未必就小于歹徒的贼心。
各种“主义”所传达和宣扬的意义价值，其实都有一定合理性。人类发展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可能，不是哪家哪派所能包揽的。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大变局，不论哪种主义都应表现出足够的谦虚。比较起来，一个由社会主义控股、其他主义参股、开放而灵动、让尽可能多的意义价值轻重缓急迤逦展开、平衡合理次第实现的多元体系，既能纠正中国既往的偏失，又能顺应世界未来的大势。当然，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它是弥补了既有理论缺陷、吸取了以往实践教训、乐于受其他主义的补充和挑战、敢于重新出发的社会主义。
结 语
中国经过近一百七十年几代人奋斗求索，已大体完成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务，如今再接再厉，更上层楼，参与世界的管理。毛泽东同志在近五十年前曾希望中国到了二十一世纪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位“百万雄师”的统帅同时还提到要“谦虚”，要在“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彻底、全部消灭大国主义”。这样的“贡献”与蒙古骑兵、西班牙无敌舰队不是一回事。这样的“贡献”不仅要靠强大的国家，也要靠伟大的社会，还要靠有意义、有境界、不枉呱呱落地一回的人生。
假如真像歌中所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那我们就以应有的庄重送别落日，继承好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包括科技、工业、民主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时，我们还要认真盘点在近代仓皇逃生中胡乱丢弃的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尽量使之发扬光大，但也别看什么都像紫檀或元青花。西方不是上帝的选民，中国也不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河中，中、西只是两个按某种标准条件稍好、比较幸运的两脉。其他人民、其他文化也没闲着。地平线那边还沉睡着无数可能性。
最有希望的世界观，是能放得下全世界所有人民、收得进未来宽阔天地的世界观。
注释：
[3] 顾炎武早就指出，郡县制并非秦的发明。
[4] 2008年以来兴起的“中国模式派”致力这一硕果的理论阐释，史正富先生的《论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记忆或有误——纪苏）即其中有代表性的篇章。相比于部分“左”、“右”派，该“学派”的长处在于能把“主义”放一边，正视中国近四十年经济成就的现实；他们对该成就的追根溯源，包括六十年政治制度、两千年文化传统、五千年“文明国家”，也不乏认识价值；其短处在于轻视四十年经济成就的社会、政治、文化代价，其中某些学人立功之急切、立言之草率则值得向学者引以为戒。
[5] 就拿笔者2012年参加的一个一二十来人的广场舞群来说，能够维持至今，经历了各种变量间血肉有机的联系、复杂微妙的互动，说来实在话长，很难想象基层政府或单位公司能胜任此事。
[6] 即以北京政府最近完善“首都功能”、解决“开墙打洞”为例，其初衷未尝不合理，在局部未必不可行，但置千万小商户的生计、广大普通居民的日常需求于不顾，说“恶政”亦不为过。对“上级交办的任务”虽然雷厉风行，一条小街上一二十个“洞”一下午就用砖头砌好、沙子灰抹上，但后来我发现，不少抹平的墙又重新打了洞，只不过由商户的门脸改成了居室的防盗门——关上门，“治理”工作顺利完成；打开门，换汤不换药。基层政府、商户对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至于劳民伤财就不在话下了。关于郡县体制在当代社会中遇到的挑战，可参阅曹锦清、刘炳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传统及其当代挑战》，《中南学术》，2016年6期。
[7]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长处往往得不到发挥。以穿省跨区的江河为例，从上游到下游水库无数，协作联动、蓄丰济枯、变水害为水利，正是集权体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但如今却是汛期来了齐刷刷开闸，旱季来了齐刷刷下闸。我前不久到西南西北旅行，发现不少河流没多少里地就修坝截水弄个小水电站，一派割据的局面，整体功效可想而知。而地方保护、部门利益又岂止水口？
[8] 所谓“群众史观”，复原史实的意义要小于弘扬价值、以观念培育未来的意义。
[9] 法国学者德布雷，即当年参加格瓦拉游击队的那位激进知识分子，这些年感叹真正造成历史变化的主要还在技术。见赵汀阳、德布雷《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中信出版社，2014。
[10] 毛泽东更提出了人民权利包括直接管理国家，虽然思有未周，理有为澈，但提出的问题既源自社会主义的“理”，也符合现代社会的“势”。
[11] 参见笔者在《高高低低话平等》对于一些产品从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向下流行为普通民众的必需品、同时不平等运动转化为平等运动过程的分析。
[12] 几十年前《参考消息》是有密级的，好像是行政十七级。还有大参考，如今还有内参。多年前曾听一位高官讲他们“这个级别的”是不可以上网的，自嘲里透着自豪。
[13] 在笔者接触较多的文化艺术领域，社会文艺因其动力最纯净故而最具创造力，但硬件资源有限，虽然生香活色，不择地而出，往往旋起旋灭。市场受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法则的制约，追求规模效应，创新的兴趣或动力不大，但敏于跟风、长于推广确实是它的一大优点。国家文艺包括晚会、院团演出，最为陈腐，但其“守拙”的功能也值得肯定，一些传统尤其是濒危艺术就是靠着国家在组织上、资金上的支持而苟延残喘、不绝如缕。
[14] 关于社会平等的人性基础，笔者的理解不同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笔者认为不平等与平等对立统一，出自同一“人性”前提即比较性竞争及其内化的比较欲求，引一段笔者自己的话：
迄今为止，对不平等的追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强劲的动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包括庞大的不平等美学…出于同一比较欲求、处在同一比较性竞争关系中的张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张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张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这点至关重要，它的含义是：不平等与平等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社会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两种历史运动，就辩证地发源于这一币两面、互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历史循环的钟摆在对立而统一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荡去荡来，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见其终。（笔者《反思现代化：竞争与不平等》，《领导者》2013年2期，总第50期）
当然，“理想主义”的“性善”如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亦是玉成社会平等的一种心性，但就现实规模而言，则无法同比较欲求同时而语。
[15] 但“差异”起来也足以令人咂舌。西部某省某镇去年曾发生震骇全国的惨案，某家孙女杀死自己四个孩子后自杀，夫婿闻说后也自杀，留下父亲和祖母。笔者前不久漫游西部经过该镇，与当地一位干部聊到这家母子的近况。据这位干部讲，出事后这家儿子常下山到镇上下馆子，前不久还一块儿喝了啤酒，没事人似的。因想到艾芜《南行记》里主人公遇见一农人在田间劳作，一青年躺树下。询问青年为谁，农人说是自己儿子。又问为何不让儿子干，答曰儿子刚死。农人邀主人公至其家，告诉母亲孩子死了，让少备副碗筷。其内心秩序真不易窥测。
[16] 循环摆荡本上社会发展的常道，中国古代治乱交替、放乱收死，也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但近代以来为环境所迫，这种呼吸盈缩变本加厉为思想观念上左、右极端的轮流坐庄并影响实践，则又与中国古代的中庸传统大异其趣。
[17] 恩德斯的英文发言中本无“行”，是汉译时选择了“衣食住行”的习语。其中“住”用的shelter而非house，蔽风雨的意味似更强。（感谢友人何吉贤及黄觉为笔者查到该讲话的德文本及对应“衣食住行的”的：essen，tnnken，wohnen und sich kleiden mussen）关于“基本”需求中生理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分析，参见笔者《高高低低话平等》（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网上亦可搜到）中相关的分析。
[18] 说来“保暖”满足的是生理需求，而“蔽体”满足的还是受社会文化左右的“基本”需求。
[19] 服装即便做为吸引异性的工具，也每与社会意义混为一谈，“特潮”“特巴黎”与性吸引力成正比，“真土”“真农民”则相反。
[20] 性作为一项人生意义跟社会竞争或不平等的关系十分有趣，可参阅笔者《高高低低话平等》中的相关分析。倾见朋友微信发来署名“骆小海”的《嫖娼是美的——多做爱，少做战》，此论不但文风遥接此君五十年前的《三论造反精神》，就“造反精神”而言也不乏殊途同归之处。文末谓，“如果我骆小海不是最终走上了嫖娼之乐途，我实在不知人生有什么欢乐可言，数套房、一个冠盖、一个车队、一堆随从、一支笔，我看都不如我在京城马路边一个洗脚房里获得的快乐来得高贵而真实、逍遥而利己利他。”“色”在这里以一当十，居然把财富、权力乃至文采风流统统干掉，也难怪伟哥、三鞭振雄等“性福”的维修保养服务不愁没市场而长期走俏呢。
[21] 科学及人文知识领域的最大动力现在主要来自出人头地、“给妈露脸”之类，将来则应更多来自兴趣、好奇心即求知欲。游乐场能解决的问题，干嘛非诉诸屠宰场呢？
[22] 此处借用古代说法，仅取其字面意，与原意未必尽合。
作者：黄纪苏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出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