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认识事物、探索规律的重要途径。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曾经说：对于宗教，“只知其一，一无所知”。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文化生长土壤，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民族的精神风貌。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这一切自然标志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宗教，多是教化之“教”，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之“教”不同。本文主要在传统的层面上探讨中西方视野下的宗教文化。中国宗教主要指佛教道教；西方宗教主要指传统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新教等亚伯拉罕体系一神教。
中西方宗教的一致性：面对人的根本问题
中西方宗教之所以历史悠久，为一代代人所崇奉，在于它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必要的，而且能够解决人的一些问题。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可以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解释世界？中西方宗教都力图对世界进行理解，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在两个方面给人提供解释：一是世界怎么来的；二是世界怎么运动的。比如西方传统基督教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神创造的，也是由神推动运转的。佛教认为大千世界是“缘起而生”,“业力”推动流转。道教认为“道”是根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用阴阳的流转变化揭示万物的发展演变，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第二，如何安身立命？中西方宗教都力图为人安身定位，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为信仰者提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解决对生死的看法，具有人生观的作用。西方传统基督教认为人由于背叛上帝成为罪人，因此人生就是要通过信仰上帝进行赎罪，从罪人变成义人，追求永生，居住天堂。佛教的目标是了脱生死，成阿罗汉、成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目的是修炼成仙。
第三，如何规范行为？中西方宗教都力图提供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进行行为的取舍，具有价值观的作用。基督教有十诫；佛教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佛教还有一部经，叫《大比丘三千威仪》；道教也有众多戒律，如三坛大戒等，都定制戒律，力图规范信徒行为，告诉信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第四，如何践行理念？宗教对个人和社会生活实践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礼拜、忏悔、法会、读经等宗教礼仪活动，都是教徒实践宗教的行为方式，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基督教新教伦理一定程度上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中国传统上佛道教对于中华文化也有着重要作用。
中西方宗教在解释世界、安身立命、规范行为、影响社会等方面表现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的功能和作用。但是，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是因为：一是，中西方宗教力图面对人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但西方宗教偏重于从神的角度去解决，中国宗教偏重于从人、从自然的角度去解决。二是，不只是宗教，人类其他很多文化领域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和作用，例如哲学（儒家、马克思主义等）、科学、艺术等，在很多人看来，也可以解释世界、安顿生命、规范行为，发挥作用。三是，宗教这些功能和作用本身具有两面性。为积极的力量运用，就显示出积极性，为消极的力量运用，就显示出消极性。即使为积极的力量运用，如果不适度，也会适得其反；而且，同一宗教内部，对它的具体理解和运用也可能存在着不同和冲突。
中西方宗教的差异性：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传统上，中西方宗教具有一致性，更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为很多方面，总体来讲，西方宗教以神为本；中国宗教以人为本、崇尚自然，具有人文理性的特质。关于这一点，楼宇烈先生说：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杜继文先生说：中国宗教是人本主义的。这种不同，可以从神、人、神人关系等三个基本方面来认识。
第一，对“神”的看法。首先是神存在与否这个问题，有的认为人不能判断，有的认为人能判断。认为能判断的人中，有的认为神存在，有的认为神不存在，还有的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搁置起来不回答。认为人不能判断，和认为要悬置，看起来似乎差不多，其实很不相同，因为后者就是一个判断，和前者是不一样的。传统意义上，宗教都有“神”的观念，不论对“神”存在是什么态度，但“神”这个观念在传统宗教那里是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清楚的、没有问题的。
在对“神”的看法上，西方宗教力图把“神”绝对化，认为“神”是本源，偏重于从“神”出发看待世界万物；中国宗教认为“神”并非本源，偏重于从人、从自然本身看待自然万物。例如，神是什么性质？西方宗教，采用二分法，认为神是唯一的、绝对的、超自然的；世界万物是相对的。中国佛道教中的“神”，是多元、相对的，“神”与人只是层次的不同，它不在自然之外，就在自然之中。再如，神是否创造了世界？西方宗教认为神创世；中国佛道教拒绝了神创世。佛教创立之初，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世，同时宣称“我等无神，无神所有”（《中阿含》，第200经），认为世界是“缘起而生”；道教认为“道”是本源，但“道法自然”。在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创造世界的是人不是神。那么，自然万物在运动，有没有运动规律？西方宗教认为自然万物根源于神的意志，于是有的观点很自然地认为自然万物根本没有规律，有的只是神的意志；还有的认为，自然万物有运动规律，但是根源于神。与西方传统宗教不同，中国佛教道教赋予自然万物很重要的地位，非常重视规律性，即使是“神”，也要行守大道。依道如法而行，才能“修因证果”。
第二，对“人”的看法。在对“人”的看法上，尤其能够显示出西方宗教总体上以神为本，中国宗教以人为本。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为几个比较根本的问题：生从何来，如何生活，死而何往。
一是，人从哪里来？基督教认为人是神创造的，由于违背了神的言语，见罪于神，因此从伊甸园到了地球这个失乐园。佛教认为人到这个世界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道教则用“道”来解释。
二是，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人生该如何度过？中西方宗教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区别，就是对人性的看法。这里的“人性”，既指现实的人性，也指潜在的人性。西方宗教，尤其是传统基督教，对人性是不信任的。例如奥古斯丁认为，人人皆罪人，人性是如此地败坏，除了信仰“神”，仰仗神的恩典，否则无可救药。为什么人人都是罪人呢？因为上帝创造了人——亚当夏娃，但人偷吃了伊甸园的果子，犯了罪。这种罪，就一代代地传下来了。中国宗教不是这样，它认为人人自性圆满，可成仙作佛。为什么现实还如此不完美呢？因为人遮蔽了自己光明的本性。只要人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可以成仙作佛。仙佛是谁呢？最终就是潜在的自己，未来的自己。所以，佛教有“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道教有宣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还金成丹亿万年”。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也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这些都是要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神的奴仆。
那么，人“如何获得”自由和解脱，仰神得救还是自尊自救？人“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自由和解脱，来生还是今生当下？神圣世俗之间，是截然相分，还是相融不二？西方宗教倾向于前者，中国宗教多取后者。在西方宗教那里，“神”是得救的源泉。如帕斯卡尔所认为，它贬抑人性与现世，向往来生。因此，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一定有个前提，就是“爱神”。中国宗教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人自身就有无限宝藏，重视现世解脱，甚至是当下成就。佛教认为“烦恼即菩提”，“世间涅槃不二”（《维摩诘经》），“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把“高高山上走”与“深深海底行”主动融合起来，充满着现实的品格。尤其是，这些思想在中国传统“大一统”文化中，提出宗教辅王权以化天下，助益家庭人伦、天下家国情怀，显示出中国宗教和合包容的精神气象。
可见，基督教走的主要是一条赎罪之路，它贬抑人性，高扬神性。中国佛道教走的是一条觉悟之路，它对人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信任，同时又对现实中人性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倡珍惜现世人生、当下生命，并对它加以改变，实现觉悟人生，成就人生。
三是，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死后将去向哪里？西方基督教认为生死的权柄在神那里《圣经·罗马书》，人应该多听神判决，因此面对死亡尤其是“末日审判”多心怀不安；中国佛道教则认为人是自我承担责任、担负因果，因此面对死亡可以身心泰然。“生死事大”，但与西方宗教多恐惧地狱不同，中国佛教中，菩萨可以无畏于地狱，因此形成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菩萨道精神。
总之，“生从何来”、“死而何往”、“如何生活”，中西方宗教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这三个问题其实是贯穿着人的一生、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三个问题，儒家、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儒家“不知生焉知死”，是用“生”来解决“死”问题；用今生的“立德、立功、立言”解决“不朽”的生命追问。马克思主义是努力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以“生的伟大”，来趋向“死的光荣”。
第三，对神与人关系的看法。首先，人与神孰高孰低？基督教那里，神尊人卑，神是神，人是人，人不可能变成神，神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佛道教则认为神并不一定比人高贵，神与人是平等的，在因果面前平等；人可以变成神，神可以变成人，人神之间可以互变互化，重要的是“道与德”的高低。其次，信神就有道德吗？西方基督教认为信神信宗教才有道德，不信的无神论者是没有道德的，甚至是邪恶的。正如托兰德所指出的：在西方，人们习惯于把自己不喜欢的不道德的事情归于无神。可见，西方传统基督教是把宗教和道德、把神和道德绑定在一起了。佛道教则认为，道德在于自己，不在神那里。佛教最终目的是了脱生死，与神无关；道教认为“道高龙虎伏，德高鬼神钦”，也说明了这一点。最后，教权与政权哪个大？西方长期政教相争，政教争霸，引起社会激烈的动荡，给人民带来残酷的战争和无穷无尽的灾难，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政教分离。总体而言，中国长期政主教辅，政教相安，强调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在中国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中，宗教“助王道化万民”。纵然是佛教道教，也必须接受政权的管理，不允许出现教权高于政权的局面。宗教领袖可以起到某些作用，但不独行其事、与政权分庭抗礼，即使是在宗教最盛行的时期也未能进入国家权力的核心。
求同存异，进一步推动宗教中国化
以上主要是在中西方视野下宗教文化的传统层面上进行了比较和探讨。这里所谓的传统，主要指其相关文化中相对占主流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之后，西方传统宗教发生了时代化、地域化的变化，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当代科学人文、民族独立解放等社会历史进程，出现了过程神学、上帝已死神学、解放神学等。在中国，基督教如何求同存异，进一步中国化，仍然在艰难的探索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中西方宗教文化比较的要义，在于化异质因素为有益成分，增强非排他性的包容性，促进社会和谐。
第一，如何对待“同”？立足同，扩大融通。如何立足同，扩大融通？从佛教长期中国化的过程来看：一是经典方面。例如佛教有《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本是其浩瀚的经典中一部不大的经典，但是为了适应中国传统“孝”文化，于是大力弘扬，流行甚广。二是教义方面。例如菩萨道，在印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到了中国后，适应并扩大了儒家“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君子圣贤观念，以致于成为中国化佛教的主要形态。再如太虚法师看到近代中国佛教忽略“现实人生”，过分关注“死亡”的流弊，提出具有革命性的“人间佛教”思想。三是教规方面。印度佛教茹素并未获得推广，传入中国后，梁武帝适应了中国儒家“好生之德”、守孝等理念，制为戒律，也把茹素推向社会，佛教进一步盛行开来。
第二，如何对待“异”？其一，存其异，和而不同；其二化其异，相互融通。“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事物各有不同，乃是自然现象，但是如何对待这种不同呢？一是放到那里，存而不论，和而不同；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不同危及到了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往往是把不同变化为相融。那么如何把有害的“不同”转化为有益的“融通”呢？从佛教长期中国化的过程来看，大概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是创立宗教经典。比如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典《坛经》的诞生。二是新释宗教教义。也就是对佛教教义进行符合现实的解释或变化，比如在处理与政权关系的方面，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处理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冲突时，印度佛教中出现的与中国伦理相悖的一些理念逐步淡出了；同时把佛教的剃度、出家、不婚或弃妻绝嗣违背中国“孝”之伦常的行为，依据儒家经典，解释为“弃小孝为大孝”“出小家入大家”，辅助王权，劝喻百姓效忠国家，从而不但认同、巩固了当时的主流文化，而且对它加以丰富和扩展，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三是革新宗教教规。比如佛教在印度出家人不劳作，到中国后反而提倡鼓励自力更生，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百丈清规》）农禅并重的中国化佛教。四是变化宗教象征。比如印度佛像很多突出了性别特征，到中原后这些特征逐渐淡化，且很多都穿上了宽大的衣服。再如观世音在印度为男性，传入中原后渐渐转变为女身；还有印度的金身弥勒变为大肚弥勒等，极其富有中国特色。
第三，求同存异，推动宗教中国化，促进社会和谐。历史上，佛教已经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化，熔铸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之中。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举凡以开放、圆融、愿意对话的姿态立足中国，大都比较成功，例如明末清初利玛窦的传教历史；反之，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例如清朝礼仪之争，曾发生长达百年的禁教。当前，基督教在中国，需要依据自身的实际，借鉴其他文化的中国化经验，同时以史为鉴，以中华文化浸润，传承中华和而不同的“大一统”理念、政主教辅的政教关系模式，自觉探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化之路，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珍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