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国学经典即是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作。学习国学经典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进行创造性转化。
一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则是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安顿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仁政的基础首先是解决百姓的生活，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为民制产。这是为了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
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秩序、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制秩序中含有敬、让、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礼的功用首在治理人情，以“节民性”与“兴民德”，对于人的人格成长与治理国政十分重要。
“礼”与“乐”有不同的侧重，“礼”主别异，“乐”主合同，“礼”调整身形，“乐”陶冶心灵，礼自外作，乐由中出。《乐记》说“乐者为同”，“乐者异文合爱者也”，《儒行》所说“歌乐者仁之和也”，即是说仁者必和，“和”中含有“仁”的意味。仁者的精神状态，即是“乐合同”的境界。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两千五百多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当然，治理社会，礼乐要与刑法、政令相配合。
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
古代村社组织有十、百家，或称邑、里，或称“社”与“村社”。管理公务的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三老、啬夫等。公共生活在庠、序、校中进行，庠、序、校是议政、集会与活动的场所，以后变成古代的学校。祭社和祭蜡是最热闹的群众性活动。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建立的“乡约”、范仲淹首创的“义庄”，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这些制度都符合“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的观念。
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的。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以及包含家庭在内的私人空间。
四是重视道德教化与民间信仰的培植
儒家强调教化，这并非说教，儒家在人文教化过程中重启发与实践。传统社会里士绅阶层、宗族祠堂在民间教化中起着重大作用，其中包含着儒释道三教与其它民间文化与宗教，乃至民间信仰的作用。传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非常丰富，大多是良性的、正面的。
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积极参与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性与公共品德，是现代社会人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公民道德的重建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土壤，儒家有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等内容，并以此美政美俗，这对今天重建官德、整饬吏治腐败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