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根基，其特性主要体现在以效法天道为最高原则、以敦睦血亲为切近起点、以健全人格为坚固基础、以群体和谐为其根本目标，衍生出公正、至诚、仁爱、孝友、中庸、忠恕、刚明、俭约、信义等价值观念。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民风俭朴倔强、士人阶层强烈的忧患求索意识、程朱理学源远流长、湘军崛起开创新省运等深厚底蕴，形成了家国情怀、心忧天下、经世致用、顽强坚毅、拙诚等显著特点。本文以湖湘地域文化为样本，实证性探讨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湖湘文化参与中华文化建构的历史，为民族解放、文明更化作出重要贡献，以“求新”勇气、“思变”精神启发文化建设。
关键词：湖湘文化；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生生不息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特点？其生命力究竟从何而来？本文试图以湖湘文化为样本，通过对这一地域文化进行解析，实证性地探讨源远流长、百川汇集的中华文明为何能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进程的智慧结晶，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根基，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人的共有精神家园。其鲜明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效法天道为最高原则
古代中国主流文化并不认可外在超越的价值模式，而是以“天”为物质、生命和精神的依据与依托。“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天”兼具自然性、生命性、规律性、义理性、情感性、超越性，“天道”代表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也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活在天地宇宙之间，就必须以天地宇宙的规律来规范自身。人类效法的最高榜样就是天，是天道、天时。顺应天道，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方得安宁幸福；反之，若逆天而行，势必自取灭亡。
（二）以敦睦血亲为切近起点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万物有父母才有生命，群居物种以家庭为单元。人是父母所生养、以祖先为本源，依存于、归宿于家庭，社会的存在与组织、人道的生成与教化发端于此，人的意识、关系、情感、价值也孕育于此。《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善待父母亲长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孝从侍奉父母亲长开始，人必须爱父母亲长及其所生的兄弟姊妹等其他家人，由此始培养人情、人性、人格和人际、人伦、人格。基于此而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推己及人，相互爱别人的父母亲长及兄弟姊妹，也能很容易地为人们所接受，由此乃能形成良性的社会与价值观。故“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三）以健全人格为坚固基础
人类的生存发展，远超越于生物的自然本能，要求人口与社会的壮大，资源与物质的丰富，文化与人格的进步（即“庶矣”“富之”“教之”，语出《论语·子路》）。相比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中国文化强调以德为本。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揭示了人格培养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基础性意义。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所组成，不可能仅仅依靠外在的刚性规则来维系，在社会教育和自我觉醒中每个个体生命人格健全了，人类社会才能健全。关于人格，先贤指出了仁、义、礼、智、信、忠、恕、廉、耻、诚等众多维度，以及“士希贤，贤希圣”等阶次，从而引导着全面的人格建构。孟子还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段话说的则是艰难困苦给人的磨炼，最终可以让一个人的人格健全。
（四）以群体和谐为根本目标
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是作为整体而存在，万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中道和谐是最好的关系状态和存续规则。中国文化正是从人类乃至天地整体来看待问题，将中和赋予为天道，提倡“家国天下”群体、整体之和谐，致力于通过制度和文教来节制欲望、协调分歧、消弭冲突。《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有中庸和谐，天地才能正位，包括人类群体在内的万物才能生长发育。社会必须和谐友好，人类才能共同生存，进而代代繁衍、壮大。和谐不等于同一，应当是包容自由、多样、创新的统一，从而得以共同发展。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等说法，道理在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
（五）衍生出的价值观念
上述方面体现了自然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都是天经地义、谁都不能否定的；中华文化建立在这样的支撑点上，因此一定有其天经地义、谁都不能否定之处。以此为基础，中华文化衍生出公正、至诚、仁爱、孝友、中庸、忠恕、刚明、俭约、信义等价值观念。公正就是以公平正义之心待人待物，大而将天下视为公有，即《礼记》所说“天下为公”。至诚就是将至大至高的诚意视为宇宙之原动力，即《中庸》所说“不诚无物”“诚者天之道也”，周敦颐所说“诚”为万物之源。仁爱即孟子所说“仁者爱人”，意谓以宽容慈爱之心对待别人。孝即敬重父母亲长，友即爱护兄弟姊妹。中庸即《尚书》所说“允执厥中”，《论语》所说“过犹不及”。尽力为人谓之忠，推己及人谓之恕，曾子认为孔子之道可用“忠恕”二字概括（《论语·里仁》）。刚明即以刚强清醒的姿态应对困难幽晦，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刚健”与《诗经》所说的“明哲”。俭约即以俭朴简约之方持身办事，即诸葛亮所说“淡泊明志”。信义即以诚信正义之守立身行事，即《左传》所说“信以行义”。
在这些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以天下为公、世间大同作为人类生存的最高场境，以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作为人类与宇宙的共处之道，以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作为治国良方，以修身齐家作为从事公共事业的起步，以与人为善、和为贵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作为胸襟范式，以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作为哲学思想，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作为思维方式，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人生态度，以与时俱进、日新又新作为应时应变的心态。由此在滋养炎黄子孙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同时，也为世界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伟大的贡献。
二、湖湘文化的历史底蕴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底蕴深厚，有着独特的历史源流与精神标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和价值精髓。“湖”即洞庭湖，“湘”即湖南的母亲河湘江。远古时代，湖湘一带是三苗族群生存之地，中原人称之为“南蛮”。战国时代，湖湘归于楚国，通常称为南楚。秦统一天下，此地归于秦帝国的长沙郡。自此之后，湖湘一直是大一统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地，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子系统。
（一）民风俭朴倔强
文化是在特定环境之上能动性实践的结果，相比机械的“地理决定论”，“环境实践论”或许不失为一种有关文化起源与特性的解释模式。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指出：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意思是，湖南的土质坚硬，因而培植了湖南人的倔强。土质坚硬带来另一后果，那就是土地贫瘠，收获不多，故而湖南自古以来老百姓贫苦，富人很少。生活艰苦、俭朴，性格强悍，这是数千年来大多数湖南人的生存状况。除了这层原因之外，还有“三苗”族群的勇狠好斗，也是湖南民风强悍的文化遗传基因。
（二）士人阶层强烈的忧患求索意识
湖南远离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且交通不便利，故而从先秦两汉到六朝隋唐，湖南极少文化大家，湖南士人阶层接受的是流寓文学的影响。战国末期，屈原在《离骚》中悲歌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最终当他歌罢“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九章·怀沙》），永远地自沉于汨罗江。这类流寓人物的代表者还有贾谊、王昌龄、李白、杜甫、元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他们或贬谪于湖南，或流放途中漂泊于湖南，总之，湖南是他们的伤心之地。他们未必喜欢湖南，在这里创作的诗文充满着去国怀乡、上下求索的忧患情绪，却使湖南成为流寓文学的“圣地”。北宋时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他的好友范仲淹为之作《岳阳楼记》，对这种忧患意识作了精彩的表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种忧患情绪对湖南士人阶层影响甚大，代代传承，成为一种文化心理传统。如王夫之作为明遗民、大思想家，因“屈子以哀怨沉湘，抱今古忠贞之恸，其隐情莫有传者”，加之“辞赋之源，莫高于屈宋”，倾力为之注解，完成《楚辞通释》14卷。
（三）程朱理学在湖南源远流长
湖南是理学重镇，湖湘学派绵延千载，以天理、天下为任的使命与修养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是湖南道县人，早年在家乡求学悟道，在郴州、桂阳等任上兴教办学业绩突出。周敦颐的学生“二程”的弟子杨时在湖南为官，创办文靖书院，传授周程的濂洛之学。杨时的弟子胡宏在南岳设帐讲学，胡宏的弟子张栻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后又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立下“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的办学宗旨。朱熹中年时来湖南与张栻一道，以会讲形式开创中国古代学术交流的新模式，晚年担任长沙地区的行政长官，大力振兴岳麓书院。在他们的推动下，程朱理学在湖南深深地扎下了根。
两宋时期湖南书院之多名列海内前茅，这些书院均以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为宗旨。六十多所书院培养出成千上万名学子，将程朱理学传播到三湘四水的每一个角落，深远地影响湖南的各个阶层。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亲自为岳麓书院题写“道南正脉”匾额，意味着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之学是中国学问在南方的正统。这个评价无疑是确切的。岳麓书院培养和熏陶了一代代经世之才：经学家王文清、王先谦在此从事教育及文化学术活动；近代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在此就读；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一大批革命家从这里走出。
（四）湘军崛起开创新省运
因天时地利人和，近代湖南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刘坤一等人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崛起。湘军是近代湖南影响最大的军人团队与政治势力，鼎盛时期人数达三十万左右，转战中国东南西北，军威之盛长达四十余年。当时中国有“国家一日不可无湖南”“中兴将帅十九湖湘”“天下督抚半湖湘”等说法。他们不仅直接左右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局势，潜在而深重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在思想界也引领着汹涌的时代风潮。
湘军裁撤之后，绝大部分将士回到湖南本省，这些人可以算得上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他们把财、物、新理念、自己的经历带回故土，使湖南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历史上湖南一直处于落后地位，湖湘学派的影响也主要是在思想学术领域，至近现代省运大开，始自湘军。湘军对湖南的影响，不仅是在物质层面上大大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给湖湘子弟带来无限力量。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自立军、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等浪潮中，湖南皆涌现出众多的风云人物，面向现代化、全球化将湖湘文化、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三、湖湘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地之文化，必然与一地之历史紧密相连。湖湘文化产生在湖南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了如下五个显著特点。
（一）家国情怀
屈原以一死来表白自己爱国爱家的高贵情怀，屈原是湘人心中的神灵。湘人由爱家园而升华到爱祖国，爱到以血为报、以命为酬。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愿赴死，“我自横刀向天笑”，其心之悲壮感天动地。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蹈江赴海五烈士陈天华、杨毓麟、姚宏业、易白沙、彭超，全是湖南人，他们都希望以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国人。“五四”前后，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学子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在中华民族血流成河的漫漫长夜里，把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原成冲天烈焰，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人民英勇抗击日寇，在湖南发生过三次全国性的正面大战役，即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其中衡阳保卫战打了四十七天，为抗战时守城时间最久的一战。笔者的亲舅父就牺牲在这次战役。他本来在家中度蜜月，可以不去战场，却坚决要求上前线。抗战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湖南芷江，因此才有著名的芷江洽降。
熊希龄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立。”湖南人始终将桑梓之情与祖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家国情怀深入人心。
（二）心忧天下
忧患意识是中国士人的一种传统意识，《周易·系辞》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中古时期湖湘成为官员的贬谪之地，遭受人世间大不幸的官员们来到湖南，同时也把深重的忧患求索意识带到湖南，使得湖湘士人的忧患意识更为浓烈。湖南士人多不忧患自我，而是忧患社会、忧患天下，并且无论为官或为民，都有这种心忧天下的情结。
明清易代之际，王夫之忧患出自关外的满人未进入华夏民族的教育圈，入主中原后会毁灭中华文化，他身为南明王朝的九品小官吏，竟愿以一身来担当中华文明的传承，冒死隐居山林，发奋著书。其著作生前一本都没出版，既无名又无利，但他坚持写作四十年，初心不改。晚清时魏源不过一省政府的秘书而已，潜心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自觉地做为国分忧的大事业。身为高官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更是将忧国忧民视为分内事。正如曾国藩悼念罗泽南时所说：“公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为让国家徐图自强，开创洋务运动，创立公费留学制度；左宗棠排除众议力主塞防，并以六十九岁高龄舁榇出关，收复新疆。在晚清历次抗击外侮的战争中，湘军将士无不踊跃参战，捐躯沙场。其后，南学会、华兴会、新民学会的忧患意识之强烈、责任心之重大，则更为举世共知，国人共敬。
（三）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不是用来为一己谋利益的，学问要用于人世苍生，这就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是千余年湖南整个教育界的办学宗旨，这种办学宗旨铸造了世世代代湖南读书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宋明理学教导人要做圣贤，受这种教育的湖南士人也都把圣贤当作人生的最高榜样，而对湖南士人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学问家王夫之，从理论上阐明了圣杰合一的理念。他在《俟解》一文中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意思是，世上只有能称之为豪杰而不能称之为圣贤的人，但没有可以称之为圣贤而不能称之为豪杰的人；圣贤一定就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言外之意就是，想要做圣贤，就一定要去做豪杰的事情；只有通过豪杰的作为，才有可能走进圣贤的殿堂。这一观点极大地启发湖南士人，故而他们都热衷于经世致用的豪杰事业。
崛起于19世纪中叶的湘军，把湖湘经世致用之学推到一个高峰位置。湘军的大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从湖湘各级书院里走出的饱学之士。这些人的理念高度一致，即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理论的基础，以经世致用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都从内心里接受这一观念：必须经过千辛万苦卓绝奋斗，才能既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改变整个社会。近代湖湘无论何种形式的激进派，他们心中都存在着一个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让我们想到《礼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理念对一代代国人的教化；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激烈的手段，这令我们想到《周易》里革故鼎新的影响；他们对自我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令我们想到《左传》的“三立”，特别是王夫之对圣贤豪杰合一的倡导。
（四）顽强坚毅
世人都知湖南人强悍，也知湖南人的强悍里更带有倔强的色彩。外省人故此戏称湖南人为“骡子”，湖南人自称则曰“霸蛮”。之所以叫作“蛮”，或许与远古时代“南蛮”所遗留的习性有关。这种倔强一旦体现在事业上，则表现为顽强奋斗。关于这点说得最通透的莫过于陈独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指出：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湖南不只是有王夫之、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这些做大事的英雄豪杰，就是在其民间，也到处可以看到宁折不弯、霸蛮倔强的普通百姓。这些人身处底层，则可以成为能工巧匠；如能身处高位，则可以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五）拙诚
湖湘一带自古以来民风厚实，从上到下普遍崇尚勤劳俭朴，不喜油滑巧佞。周敦颐在湖南为官时写过一篇著名的《拙赋》，连序带正文总共只有66个字：
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周敦颐以拙者自居，并认为拙有默逸德吉四大好处。他希望大家奉行拙的理念，若普天下都拙，则政治透明风清气正。这篇《拙赋》被书写在官衙墙壁上，对湖湘厚实之风的培植有着很大影响。中纪委网站在郑重推出《拙赋》时，便以《崇拙去巧，60余字〈拙赋〉点明为官之道》作为标题。
到了近代，湘军将士自觉张扬这种作风。胡林翼有名言“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郭嵩焘说湖南人以愚不可及的方式在做事，至于曾国藩更是以笨拙至诚著称。拙就是不投机取巧，不偷懒耍滑，不见风使舵，脚踏实地，盈科后进，一步一个脚印，相信只有勤劳血汗得来的成果才是长久的。诚即精神专注，持之以恒，实实在在，不假不二，表里如一，不背诺言，不忘初心，目标坚定，矢志不渝。这种“拙”看似愚笨，实则不然。老子早就指出“大巧若拙”，“拙”才是真正的巧，而且是大巧。人若抱拙诚之心，则任何事都可以做得成。曾氏将这种拙诚比为愚公移山，对好友郭崑焘说：“舍弟募勇太多，鄙人深以为虑。渠锐意合围，亦颇有愚公移山之苦衷。屡次规责，诫其智小而谋大，而未尝不谅其拙诚也。” 当湘军成为胜利之师的时候，“拙诚”“愚公移山”便以一种共识被湖湘士人加以提炼，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一个特殊标记，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底色。即湖湘文化的种种表现均以拙诚为底色，以此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类似的品德固然其他地域都有，但湖南的拙诚特别显著。
四、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子系统，其兴起、发展、转型均与中华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对中华文化的建构有着特殊的贡献。
（一）湖湘文化的历史是参与中华文化建构的历史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推陈出新，儒墨道法百家汇流、经史子集四部交辉，如今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一体，但始终有一个清晰的追求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参与中华文化建构的历史。湖湘文化经历的三个重要时期——先秦楚汉、两宋、近代，也正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湖湘文化上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中经宋代以来湖湘学派，继由王夫之承接发展直至近代，产生了一代又一代英才，从家国之情、仕隐之道、济世之术、经史之学、哲学之思、文艺之美等方面，参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
先秦楚汉时期，两湖从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开始，开创浪漫主义文学先河，不仅为后世诗词创作提供范本，还融入华夏文学审美基因，使得浪漫主义文学得以蓬勃发展。在文采鼎盛却刀兵剑戈的两宋时期，湖湘大地孕育了大放异彩的“道南正脉”。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鼻祖，以《太极图说》开启宋明理学的宏大篇章，其对宇宙、人性、道德的深邃洞察，如熠熠星辰照亮了后世学术探索的漫漫长路，为宋明理学诸子的学术探讨铺就了基石。胡宏《通书略序》说：“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前夜，湖湘士人经世致用，最早一批睁开双眼，透过专制王朝桎梏的迷雾观察这个世界的新变化。面对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湖湘英烈更是挺身而出，他们力挽狂澜于乱世，以坚韧卓绝的实干精神整军经武、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以自强；他们为变法图强不惜舍生取义，以热血唤醒民众麻木的灵魂；他们冲锋陷阵，为共和理想抛洒热血。
（二）湖湘文化为民族解放、文明更化作出重要贡献
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和时间节点，湖湘大地总会涌现出一群群参与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人物，致力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湖湘文化以自己独特的源于地域又超越地域的价值特质、精神禀赋、文化态度，对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口众多、勇敢尚武、团结一致的湖南迎来爆发，在思想、政治、军事、教育、科技、文艺等各领域都涌现一批“开风气之先”或“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起到重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湖湘文化家国情怀、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等特质挥洒得淋漓尽致，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使得中华文化在风雨飘摇之际，重燃奋进、抗争的烽火，持续书写着波澜壮阔的辉煌史诗。湖湘文化的顽强坚毅，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霸蛮勇武、忧国忧民、不畏强权的文化基因。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湖湘英杰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大智大勇、前赴后继，实现了小我修养和大我事功的统一，实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成就正道的操守，使“湖南人”成为超越地域意义的特殊名号，使湖湘文化异军突起并大放光彩，也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浴火重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拙诚”既是为官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办事之道，拙诚理念用于打仗就是著名的“硬寨呆仗”之说，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把湘军的成功归于拙诚：“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能常葆此拙且诚者，出而济世，入而表里，群才之兴也不可量矣，又岂仅以武节彪炳寰区也乎？”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毛泽东经常以“愚公移山”一词表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奋斗精神。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会议闭幕报告中，他向代表们动情地讲述了愚公移山的古老故事，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搬掉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大山。他说，只要我们共产党人真心实意这样做，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对湖湘文化的这一精神底色，我们要深刻认识，从而更好地继承与弘扬。
（三）湖湘文化以“求新”勇气、“思变”精神赓续文明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永恒起点。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忧患求索中，蕴含“求新”的勇气和“思变”的精神，正是中华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基因密码。湖湘文化正是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如“王夫之在儒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是他在反刍已有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对宋明理学及传统儒学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日新之化’、‘推故致新’思想，在王夫之的学术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以这种观点来认识自然，建构起了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自然哲学；以此考察社会历史现象，形成了进化的历史观；用以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表现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自觉”。近代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从船山著作中获取思想启迪与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与主体性建构，最终实现古今中西的融通。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老一辈革命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他在考察岳麓书院时，解释“惟楚有材，於斯为盛”是指湖湘大地代有人才辈出、涌现出许多报效祖国的栋梁之材，期待“新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望着檐上“实事求是”匾额，凝思“共产党怎么能成功”，“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重申“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湖湘文化所彰显的底蕴与特点，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内在机理的认识。立足新起点，面向新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立，以文明承续推动事业发展，以文化振兴助力民族复兴。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作者唐浩明，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岳麓书社顾问。）